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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历者说:“文革”宣传画是如何炮制的
作者:PP真人电子    发布时间:2020-08-04 08:37    点击次数:次   

  知青题材成为社会热点,张绍城画的《广阔天地新苗壮》在1973年悬挂在交易会大楼东北侧起义路与大新路交接处。《人民日报》彩色版发表

  现在,你走在街上,到处可见的是广告。公共大巴、地铁、天桥,乃至整座整座的大楼,是喷涂广告,视觉逼人,让你感受着经济的热度。而四十年前,却是另一番景象,广州街上只有标语、红旗、宣传画,一个广告都没有。

  那时中共九大开后,进入70年代,“文革”虽还在进行,社会已趋稳定,一年两度的“广交会”从未中断。偌大个中国只广州一个出口,只广州能见到外国人。每逢“广交会”开幕,海珠广场、交易会门前便人山人海,挤满围观的人群。广州的工厂、农村、学校、饭店都设开放点,接待外宾,而市区为最大的开放点。既然开放,便要对外宣传,除了唱歌跳舞便是宣传画了。所以,交易会大楼内,每一层都根据形势创作大幅壁画,以增加政治气氛。外宾来了,可能会到处走走,可能会拍照,可能会挑我们的毛病,而我们的街道破烂房子又太多,所以要搞些语录牌、标语、宣传画挡一挡。宣传画色彩鲜艳,美化了环境,又能把党中央的指令及时传达到群众,不失为一种好形式。此事工作量甚大,基层无力承担。市委政工组宣传办决定组织队伍,自己创作自己放大。调来了1968年的美院毕业生李醒滔,又借来了一群美院同学,纠集了工商局广告所、街道服务站的人力,在市区竖起二十几个大铁架,开始制作宣传画。完成了两届交易会的工作后,借调人员已陆续离去。总结这段时期工作,宣传办决定成立市委美术组,由邝湛琪、李醒滔任正副组长,对梁照堂、黄堃源、李洪和我的原单位下了调令。

  美术组直属宣传办,设在市革委生产组饭堂楼上,即市府大楼后东北角。市府篮球场搭起大竹棚,那是放大宣传画的工地……

  我原是广州轻工美术设计公司一个群众组织的小头头,在单位造反,参与社会的派性活动,做过错事。但1968年3月在我倡议下,美术设计公司在轻工系统最早实现“大联合”,最早成立革委会。当时,我是轻工局任命的革委会副主任。清理阶级队伍时,原单位个别人到我老家广西合浦调查我父母。我父亲张进煊是解放前的中共合浦县委书记,1958年反地方主义,父母被开除党籍,这情况,我早已写进了档案里,没有隐瞒。调查的人加多了一条,说我父亲是叛徒。1968年我父亲在迫害中病故,查无对证,问题就大了。个别人认定我是阶级本质问题,将我从安源革命馆叫回,隔离、批斗、下放干校。因此,我成了有政治问题的坏人。

  “文革”中,广州人分成两派,我和李醒滔、黄堃源、梁照堂不同一派,他们都极力推荐我,认为我是最适合的人选。事后他们都说调我的时候阻力特别大,又有人说市革委组织部打报告给交易会工作指挥部,省革委副主任陈郁作了批示:“此人是不是反革命?如果不是,就可以用。”事实如何,我并不清楚。那几年,我在压力下画宣传画。为减少反对的阻力,宣传办领导劝我少与家里联系,连续两年,不同意我回家探亲,即使如此,反对的人仍寄来大沓材料,以证明我是个坏人,军代表不声不响,让人把材料退了回去。很久很久,军代表卢祖发、张愈桥才告诉我,1951年至1957年他们在合浦驻军。他们知道我父亲是老书记,是他们暗中保护了我。

  一个“坏人”,一个非党员,拿着“中共广州市委工作证”走进市委大院,守门解放军向我致敬,你想,我会有多么激动。

  1970年5月,广州市仍在“军管”,省军区接管了广州市委,宣传办一、二、三把手都是解放军,都穿着军装,处处体现了部队的气氛。美术组直属宣传办,设在市革委生产组饭堂楼上,即旧市府大楼后东北角。市府篮球场搭起大竹棚,那是放大宣传画的工地。美术组五个人都有分工,我兼会计,每年上级拨来经费约8万元,五分之二由我下拨给市属各区,作交易会前整顿市容、维修、管理霓虹标语之用。那时工人工资每月为30元,我们每年用5万元,是天文数字。

  1969年“秋交会”广州宾馆那一幅受到批评,指责画中林副主席腋下衣服太红,像流血……

  除了李醒滔,我们三人都是附中毕业,都只有二十几岁,吃住在饭堂楼上,任务来了,也在楼上加班。这一摊子还有由李洪调度的泰康街服务站,十几人配合我们工作。每届交易会前两个月,我们必须把宣传画创作好,由领导审查通过。这仅是完成了一半,另一半是放大,那时没喷涂机械,全部人工手绘。工人把铁皮钉在木方上,成2×3米的一块块,留出接口,再按铁架大小拼接,最大的一幅是在东校门口30×10米,摆足一个篮球场。工作量很大,每逢大忙,要在基层借十来个业余作者帮忙。1972年,广州美工室有三十多人来,放大宣传画很辛苦,四年内共计有一百多位人员参与了这项工作。铁皮在地上铺好后,我们踏在上面,打格子,起稿,再涂油彩。放大时大量使用油漆、松节油、天那水,气味很浓,画不多久,人就会喘气。天气好,太阳晒,人踩着铁皮像蒸笼一样,满身大汗,碰到雨天,为了赶时间也要冒雨开工。放大完成后,挂在大棚上,我们再爬上高梯加工,然后请宣传办领导来过目,按意见修改完,宣传画便可以上街。到时,我们还得带上工具颜料跟着去,运输过程难免碰损坏画面,画幅拆散了,工人分不清哪块接哪块,所以要跟眼,直到全画挂好。至此,事还没有完。1969年“秋交会”广州宾馆那一幅受到批评,指责画中林副主席腋下衣服太红,像流血,大画已挂在墙上,五六层楼高,老邝找到公安局调来最新进口的消防车,由黄堃源、李德钊爬上云梯,用油漆修改,事情总难以预料。每逢刮台风,便很担心。宣传画铁皮掉下来,砸伤人的事是可能的,我们三更半夜也要巡查,督促工人上去加固。平日里,我们穿着蓝色的工装,戴着手套,满身油漆,没一处是干净的,和挂画的工人没什么区别,工作很辛苦,只因是在市委,觉得光荣,饭堂伙食好,大家都没有意见。

  1971年刚“解放”不久的关山月和杨之光,余本、袁浩、林墉等二十几人到美术组大棚工地参观学习……

  1971年画纪念巴黎公社那幅画,我们创造了一个星期完成放大30×10米宣传画的纪录,惊动了省文艺办,军代表张束觉得手下的老画家动作太慢,三个月才画成几条铅笔线日带上关山月、杨之光,余本、袁浩、林墉等二十几人到美术组大棚工地参观学习,那天正是太阳西斜,他们在树阴底下看我们戴着草帽,弯着腰在铁皮上涂油彩,老画家感动得很,关山月和我们一个个握手:“向小将学习,向小将学习,年轻人前途不可估量。”关老刚“解放”不久,对我们讲的是鼓励的话。宣传画与国画、油画不同,后者不能用速度来衡量。但关山月等老画家的到来,给美术组带来荣耀。卢祖发在宣传办表扬美术组:“关山月也来了,美术组不简单。”宣传办开讲用会,我们的事打动了全体干部,他们呼口号:“向美术组学习!”一致推荐梁照堂在市革委政工组大会上讲用。美术组开始有了名气。

  宣传画成了广州一大景观,巨幅宣传画的安装,引起了广州人很大兴趣,有很多人驻足观看,烈士陵园、东较场门口的画,因为画幅大有气魄,视野开阔,围观的人最多,有五六百人,不看到最后一块拼接完人们不走。东较场这幅画成为每届交易会宣传画的重点。1971年宣传办同意我们的计划,把这幅画题目定为《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,将革命进行到底》由我负责起稿,黄堃源负责着色。我想:纪念巴黎公社还是以中国工人为主要形象,让他一手拿枪,一手拿着火炬,背景是巴黎街壘,起义者架起大炮,举着火炬,前面是中国人民游行队伍、红旗、彩车,象征世界革命的地球与火炬。这个画面,火炬是主要形象语言,考虑到美国的自由女神也是举着火炬,我在主角举的火炬上写上“巴黎公社1871-1971”以加以区别。此画与其它画稿都运到市委,摆放在常委会议室门口,由邝湛琪与李醒滔留下来听意见,常委会中途休息,便过来看画。中午时,李醒滔回来,高兴地告诉我:“通过了。”还说市革委主任黄荣海提议,巴黎公社那口炮要抬高一些,不然,炮就要打到游行对伍中去。也难怪,他还是省军区司令员,带兵打仗,对炮的高矮很敏感。政工组长原东江纵队政委邓秀芳对这张画的构思很满意,说:“三把火好,把画面连起来了,有深远的意思。”按首长的意见,我把巴黎街壘的炮和人物都作了修改。画完成后,由省出版社出版发行,反映很不错,画了这张画,宣传办领导对我的表现很满意,加上又看到我在交易会的油画发表,印在解放军画报中心页上,决定给我压担子。8月份,让我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:“新的世界大战危险依然存在,各国人民应有所准备,但是当前的世界潮流是革命。”也是30米,希望我再画一张巴黎公社那样的画来。但这一次我搞砸了。要表现战争危险、备战、世界革命三个很大的内容,一张画,怎么也讲不清楚。审稿时,几级领导都不满意,最后是题目为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》才过了关。

  另一次,是画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》,是交易会对面,广州宾馆旁的大画,画了八稿才通过,领导和我们自己都不满意,觉得一般化,没有新意。虽说能完成任务,自己心里很不舒服。

  为什么努力了,却没有好效果?问题出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。题目太大,政治概念无法转为生活形象。1972年,李醒滔接任美术组组长,我们使开始缩小内容的试验。6月份,我与同学许固灵闲谈,无意讲起“我爱北京”这首歌,我正画着几个跳舞侧着头的小孩,他建议用这首歌做题目,并鼓吹我们要搞些新意,搞些轻松的画面。我让小孩穿上小数民族服装,加上一个拉手风琴的女解放军,背景是,小组里觉得有意思,梁照堂提出解放军改为阿姨,用剪纸画成,这样气氛更活泼些。我接受了这个意见,才一两天,便完成了素描稿,大家都认可了,便轮番着色,完成得很顺利。这幅画获得一致通过,人们久违了活泼可爱的形象,因而人见人爱,1973年成了广州春节最畅销的年画。这幅画的创作说明“9·13”前后,社会在变化,人的感情在变化,而我无意中与整个社会产生了共呜。

  那时,每星期都要到宣传办参加学习,我们除了读马列,学哲学,常能听到内部文件。比如:毛主席在1971年讲要“降温”,批评油画《毛主席去安源》,反对树立他的雕像。又如周总理反复强调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。周总理指示在接待尼克松的时候,交响乐团在晚宴时要演奏的曲目是《草堆上的火鸡》,我们听到这方面的指示,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。渐渐地我们的宣传画也在变化,有的是领导提出来的,有的是我们自己感受到的。从那时候起,我们再没有在交易会的宣传画里画毛主席的形象、像章和语录本。只是群众也有一个转变过程,有次东较场三十米大画已经挂好了,有人批评画上的中国人没有戴主席章。虽然我们没画像章是正确的,为了稳妥,我还是请示领导,让人抬着长梯,从市府抬到东校场,架到十几米高的大画上,黄堃源又冒险上去加了像章。那时画中的世界人民要不要拿着枪,让宣传部领导左右为难,拿枪吧,人家说:说你好战,不拿枪人家又说你光举手,喊口号,不干实事。宣传画直接画外国人,一个人便代表一个国家,谁亲谁疏,前后左右怎么排,会被认为是代表国家的态度,成了敏感的外交问题。所以,尼克松访华后,对这一类题材,我们便把构思放在热情欢迎的形象上,枪炮、斗争、革命的形象便从宣传画里,慢慢淡出了。

  宣传画最好的参考,当数苏联波兰电影宣传画,在南关电影院借来了“尘封”的几乎全部外国电影宣传画……

  艺术上要提高,要解决艺术风格、形式感的问题,必须找到可借鉴的资料。经过1966年的破四旧,很多画册都被当成“封”“资”“修”销毁,已经不容易找到。那时新华书店归宣传办管,我想外文书店可能还有外国画册,店面上不能卖。仓库应该有存货,要是市委宣传办要,就不同了,于是开了证明,找到新华书店总店,见了领导,说明了理由,他便带我去到外文书店仓库,果然有,看了一天,仍未挑完。第二天,我们四个人全去了,又看了古旧书店仓库,终于找到了一批外国画册和国内解放以来的画报。另一个可能有的地方,是图书馆。我向市府的电工小汤打听,知道市府就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,只是已封五年了,谁也不敢把书借给你。我们本来就无所不谈,这下我鼓动他,以查线路为名,开好一扇窗,晚上一起爬进去,偷来了大捆苏联画报,《星火》杂志。要说宣传画最好的参考,当数苏联波兰电影宣传画,“文革”前,我就有很深的印象,《保尔·柯察金》画得多好啊,《黑桃皇后》画得多好啊。我问梁照堂有没有办法,他说起同学周铭开,他家在南关电影院。梁照堂找到他,借来了几乎全部外国电影宣传画,我记忆中的全都有。找资料这三件事,我做得有点出格,小组内却没有人反对,大家明白,创新需要参照,没有参照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,市委比下面宽松,市府生产组弄来很多国外最新的工业,科技电影,隔三差五地放,放映厅里,人头涌涌。我们搞一点“资”的“修”的看一看,已不是什么问题。

  我们把电影宣传画挂在墙上,又用相机翻拍,每人一套,我自己更是日夜揣摩,寻找新的思路。

  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底,小组的创作有了起色。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”的主题,演绎为民族歌舞的形式。画出了《欢迎您———来自五大洲的朋友》、《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》和《农业的要本出路在于机械化》、《广阔天地新苗壮》,这批作品,采用大色块,每幅都有不同的色调,画面强烈,因而明显地不同于七十年代初的画法,把政治内容落实到具体的范围。审查顺利通过。还得到来访的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的赞扬,将这四幅作品以全开纸的版式出版,在全国发行。市委美术组的宣传画由于邵宇的推荐,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。

  1972年8月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回信,还寄去了300元,这件事感动了全中国。知青问题变成为社会焦点,如何从正面对外宣传,需要把事情形象化。我在资料图片中寻找形象语言,不准备画工人、农民怎样教育知青,而把目标定在海南知青上。他们割橡胶的帽子、灯具、刀具都很有美感,又没有人表现过,橡胶灯很美,不但要表现它,还要强调它,我重复了两盏灯。灯是侧面好看,便定下人物都是侧面的,两男一女,三个人物,用挑胶桶的担挑和砍刀,两条斜线,把人物串起来,前面放上一棵胶苗,整个构图上带有某些平面设计构成的因素,三个人并列,两个橡胶灯并列,当时也不懂这叫平面构成。我想主要增加它的节奏感、形式感,画面人物比较平面一点,不搞像油画那样的宣传画,我想搞有点像苏联电影宣传画和波兰电影宣传画。我把写实的色调洗掉,把蓝色、绿色、紫色、黄色用到极点,再用黑色把它镇住。这样反反复复,改了好几次,可以说我画的时候,不知道最后的效果是什么,我是在修改中碰出来的。画完成后,审查时得到了邓秀芳主任的称赞。《广阔天地新苗壮》在1973年春交会放大,悬挂在交易会大楼东北侧起义路与大新路交接处。在1974年元旦《人民日报》彩色版发表,入选了当年的全国美展,在全国多个刊物上发表,它印在《新中国美术史》的封底,在2009年《建国六十周年优秀作品展》中展出,现为中国美术馆收藏。一幅画当然要讲究造型、色彩、形式等艺术因素,它还应当含有时代的需求。上世纪70年代,还是一片美的沙漠。当美的面容,更不用说“性感”,成为一种希冀,它就是一种社会的潜意识。这幅画能在多种刊物上发表,那是时代造就了它。此画虽是我个人的创作,它在市委美术组的氛围中出现,和其它作品一样,也凝集有相互帮助的友情。画完成后原作要留下来放大,广东也要出版印刷,时间很紧,我忙不过来,是李醒滔主动请缨,帮忙复制成第二稿,由我改后寄往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,使出版得以完成。

  1974年市委美术组合并到广州市美术工作室。搬离市府大院,还真舍不得,那篮球场和饭堂有我们太多的汗水。如今它们已被新建的办公楼覆盖,大竹棚和堆积如山的颜色皮、油漆桶早已不知去向,岁月已翻过了很多页。

  1979年我父母平反,恢复党籍,合浦县委为我父亲举办了一千多人的追悼会。我作为第五届全国青联委员,受到中央领导接见、合影。

  1982年,市委美术组四个人都调到广州画院,广州“文革”时期的政治宣传画,已成为美术史专业研究生的学术课题。

  张绍城简介:1944年生于广西合浦。1963年广州美术学院附中毕业。1993年-2004年任广州画院院长。1995年-2005年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现为广州画院艺术指导、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学术委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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